<p style="font-size:16px">我站在落地窗边，伸展四肢，暂时和上午的工作告别。说实话，比起坐办公室我更喜欢带狙击训练班儿或巡逻散步。然而工作不论做与不做，总是那么多，堆在桌上，面目可憎，现在不做，晚些时候就会落得贝卡那样的下场－－加班到凌晨几点的补充资料，还要忍着敏斯基刻薄的吹毛求疵。
“如果可以，我建议您购买一本儿字典，不用太贵的，最便宜的基础版足以满足您的需求了。”
“很好，中尉女士。我只有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同一个士兵的名字在第一周和第四周的报告里分别出现两种拼写方式，我们亲爱的恩里克·舒辛缅科的名字里到底有没有H？”
这样的事儿数不胜数。如果只是单纯地指出问题我想我们其实不会太介意，可敏斯基从不满足于单纯的提出建议，而是要用自以为幽默的修辞来掩饰恶意，阴阳怪气，夹枪带棒。用伊格洛夫的话来说，“就像在蛆上撒了糖”。
敏斯基很久没来找我了。他尝试过送鲜花，写道歉信，恳请我原谅他的冒犯。我认为他并非真心忏悔，而是担心我在抱怨时毁了他伟岸严肃的形象。
我打了个响指，格略科赶忙站起身，文件顺着腿滑倒沙发上。他甚至没来得及放下粘了一半儿的信封，三步并作两步站在我身边，掏出右口袋的香烟，双手递上一支，接着为我点燃。
“这是这周的第几根儿？”
“第七根儿，长官女士。”
“但是今天的第一根儿，对么？”
“是的，长官女士。”
我叹了口气，“帮我记住，约瑟夫。”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p><p style="font-size:16px">卡季卡最近在瓦耳塔推行戒烟计划，要求我们几个军官做出带头表率作用。起初她希望我们一鼓作气，彻底停止抽烟。这个建议很快引起轩然大波。敏斯基支持卡季卡的建议。“看着你们这样糟蹋自己属于未来和国家的年轻身体，真叫人心碎。”他说这句话时故意避开了我的视线，好想“年轻的身体”这个词儿有别的意思。“我希望各位为自己的孩子和新一代的士兵们做出表率。”抱有私人恩怨，柳鲍芙和谢瓦尔德第一个表示反对，她们俩烟瘾大，瞬间戒烟简直要她们半条命。伊格洛夫，华西金，叶夫根尼这群年轻人紧随其后，罗列出抽烟的种种好处，比如可以帮助消化，在夜班期间维持清醒等等等。最终还得靠瓦耳塔名义上的指挥官莱勒诺夫中校协调，他显然是倾向于卡季卡的，建议我们循序渐进戒烟，第一月抽过去的四分之三，第二个月抽过去的二分之一，这样以此类推，慢慢改善。
莱勒诺夫还没说完柳鲍芙就举起手要表示异议。他示意她稍等，神情疲惫不堪，那双锐利的眼睛如今已经开始下垂，竟然让这个曾从卡扎罗斯监狱里逃出来的男人显得有几分低眉顺目的慈祥。他老了，像一株疲劳衰败的树，看着就叫人难受。莱勒诺夫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岁月流逝而显得苍老，有些更微妙的东西变了。我们都见过他意气风发的模样，像只棕熊一样站在卡车边帮我们接住政府统一发放的行囊。那时我们的头发因为虱子被剪的很短，有的几乎成了光头，难看又滑稽。我记得有个姑娘哭了，她本来有很漂亮的栗色麻花辫。“这下可好，我看上去像个长了头虱的疯子。”她边擦眼泪边塞子弹，指甲上还有一点未剥落的甲油。我能清晰的想起她的名字，马塔·耶利扎，会唱歌剧，声音很美，经常笑话我跑调。我和她并不熟悉，只知道她是跟着三个朋友一块儿来的罗斯奇亚卡扎罗斯混血，常常讲自己的父亲和祖父曾在埃尔多安的新年音乐会上担任指挥。她那天一直在说等战争结束后要做怎样怎样的发型，一点也没料到自己会在五天后的轰炸里失踪。
莱勒诺夫抬起一只手，请柳鲍芙听他说。“你们爱抽烟，爱喝酒，爱玩儿，照理说我是不该管的。我很情愿看到你们这么快活地过日子，这么自由自在的活着。可到了我这个年纪，我总归要多想些东西。费拉托夫，你和我共事十年多了。我桌上还放着你来我们家过圣诞的合照。你，恩里希，塔玛拉，安雅，还有我的维卡，可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费拉托夫，你们以孩子的身份要求我配合治疗，不要沉迷于痛苦和酒精，那我也以父亲的身份要求你们少抽些烟，少喝些酒，健康，快乐，多运动，多去看到世界上美好的爱，看到初升的晨曦而不是深夜的黑暗。如果你们累了，困了，就去休息，请一天假吧，去游泳，去划船，去吃要花掉几天工资的大餐，去看电影，去旅行，不要在瓦耳塔转悠。”
他这番话说的我们非常心酸，莱勒诺夫是个老兵，最近我却觉得他是个老人了。可怜的费多尔·奥列格维奇·莱勒诺夫，送别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他的工作实在说不上轻松，看着双眼像小鹿一样的年轻孩子被炮灰炸成碎片。年轻的士兵什么都不懂，又没有战争经验，你把他们送到哪儿，他们就在那里死去。他说他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把伊万，尤莉娅，维克多利亚，叶夫根尼变成一串数字。战争机器的一端挤满青涩的少年，穿着沾满泥巴的胶鞋的工人，穿着皱巴巴的学生制服的高中生，嘴里叼着稻草的农民，还带着白头巾的见习修女。宣战，宣战，咔嚓，咔嚓，轰隆，轰隆，莱勒诺夫拉下手刹，履带运转，你，我，她和他被震的摇摇晃晃，还没等完全站稳就被送进庞然大物的机器通道。等烟雾散尽，从另一端出来的便是排列整齐，站得笔直的棕褐色小兵人。面目模糊，背着步枪，随着一声令下就开始冲锋。
莱勒诺夫如今变得很悲观，对死去的人充满愧疚。他说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错，是他们那一代人辜负了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把世界弄的乱七八糟，却要我们为此付出代价。他回忆起年轻时候满怀热血的青春，卡扎罗斯人，马旦斯克人，罗斯其亚人，帕罗亚人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齐聚一堂。他曾在国际联合会议上发言，和异国同志们一起登上卡扎罗斯的最高峰展望初升的太阳，发誓永不背叛。那些朋友如今都无影无踪，有的因莫须有的罪行被关进政治改造营，有的消失在战火中，有的妄图刺杀政客来终结战争被枭首示众，有的因为坚信和平主义拒绝入伍被活活打死在街头。即便活下来的人也像莱勒诺夫一样被磨损的失去了锋芒。他最近总是有些神神叨叨，满怀愧疚，他说他要忏悔，他撒了谎，他不该欺骗我们战争会让世界更好，他不该欺骗我们死亡是光荣的，他不该欺骗我们付出和奉献是有意义的。他成了个和平主义者，他过去最不理解的那群人。他以前说要战斗，战斗，要让自由的旗帜插满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却催促我们去看看爱和美好。
谢瓦尔德并不同意莱勒诺夫的话，明确指出在她看来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您是一位军国主义者么，谢瓦尔德中尉。”莱勒诺夫问。
“不，我是一位抗争主义者。”
“那是什么？”
谢瓦尔德抬起头，盯着莱勒诺夫无可奈何的疲惫双眼，坚定而深沉，“意思是如果我发现不公，我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这个世界变成我想要的模样。”
莱勒诺夫没有说话，只是有点受伤的靠回椅子上，下意识的将头偏向卡季卡所在的那一侧。卡季卡瞪了谢瓦尔德一样，把谢瓦尔德逗的咧嘴大笑，莱勒诺夫的脸上也多了点缓和的柔情。我想他永远都会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魁梧，高大，像一只英俊的狮子，大檐帽下的蓝眼睛烁烁发光。他和父亲一样用粗糙的双手夹住我们的头，吻我们额头上的帽徽赐福。他说送女孩儿上战场比送男孩儿上战场还要难受一百倍，因为那从来不是该属于我们的命运。莱勒诺夫永远也不会明白对成百上千个和我一样的姑娘来说，原本的生活要比战争写满更多无法诉说的苦涩。被敌人强奸，殴打，杀害是罄竹难书的罪行，可被丈夫和血亲施以暴力便成了理所应该，天经地义，农妇恰尔洛娃无法选择也无处可逃，只能大着肚子，鼻青脸肿的为丈夫生下一个又一个不被欢迎的孩子。她会抗争，会痛苦，但终究无法抵抗，只能平静的接受苦难，告诉自己和女儿这乃是女人的命运，这乃是穷人的命运。她并不怯懦，也并非麻木，只是活下去太难，而这个世界对贫穷女人总是很残忍。但士兵恰尔洛夫不会，士兵恰尔洛夫要举起步枪反抗，会躺在枯叶和雪堆里观察，让死亡和恐惧成为笼罩在卡扎罗斯人上空的幽灵。士兵恰尔洛夫可以选择复仇也可以选择正义，她要站在证人席上指控每一桩以种族和土地，以“战争需要”所犯下的罪行。士兵恰尔洛夫不会沉默也不会自我安慰，她知道这个世界现在必须尊重她的声音。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p><p style="font-size:16px">“约瑟夫，你抽吧。”我将抽了两口的香烟递给格略科，示意他陪我一起欣赏落地窗外一望无际，占地几万平方公里的瓦耳塔。“很漂亮吧。”
格略科顺服的垂下眼睛，“是的，长官。”
“你不说俏皮话了，怎么，那天晚上玩儿的不开心？”
他没说话，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任凭香烟燃烧，显得可怜又可悲，叫我想起带着我和弟弟去佘账的父亲。他不想在这儿，但也没有办法。他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却还得陪着笑脸，吞下苦涩和不服，任凭对方作践。
“你穿上穆勒的衣服了，很适合你。”
“谢谢您，长官。”
“他的衣服不错，但总归没有埃里希的好，那可是从洛夫城寄来的。也许我会给你埃里希的衣服，可它们都被我毁了。那种面料沾上血就洗不干净，即便清洁到只剩下淡黄色的印记埃里希也不肯穿。”我歪着头瞥了他一眼，“你也有一件很好的衣服，二十块一码的布料，去度假穿的夏装，格雷戈尔很喜欢。”
他不会蠢到以为我能读心或是拥有千里眼，很快明白这是穆勒和埃里希讲给我听的。可我依然享受让他心惊肉跳的快感。她是怎么知道的？如果她知道这些，那她还知道什么？格略科微微张开的嘴唇，藏不住惶恐。他每天都要忧虑，担心第二天一早我就会因为发现了什么秘密把他一脚踢回瓦耳塔。
这样的事儿不是没有发生过，每个人都知道波波娃的倒霉故事。波波娃少尉是军械部的修理工，和贝卡关系不错。她的战俘长得不赖，是个刚上任的军队会计，没犯下太多罪行。波波娃于是放心大胆的把他带回了家。他们相处的不错，那个会计幽默风趣，很会讨好人，又学着做了一手好菜，把波波娃伺候的心宽体胖，她甚至考虑领养他的儿子。好巧不巧，波波娃提出要给孩子买一份糖果，在市场里撞见了一个独眼老人。老人一看见会计就发了疯似的要揍他，老人是帕罗亚人，没人听的懂她在说什么，只知道她死也不肯让那个会计离开。一直到看完电影出来的伊格洛夫和她的三个帕罗亚室友出来才弄明白原来这个“被强制入伍的会计”并不是什么会计，而是实打实的陆军老兵，在参加了两次进攻行动后才因伤退役：他的姓名，身份，一切都是假的，属于另一个死去的男人。因为曾今服役的部队全部在战争后期被歼灭，连指挥官都下落不明，如果不是这个帕罗亚老人，没人能指认他到底是谁。
这位看起来温文而雅，举止得体的冒牌会计原名保罗·克里默，是个少尉。他所在的部队由雅尼克·费舍带领，也有一套完整的掠夺方针。在占领村庄后，如果时间允许，费舍会体贴的让自己的部下们整理行装，好好休息。当然，他本人不会闲着。“费舍叔叔”他让人们这样称呼自己要为大家主持公道，因为“米加斯人并没有罪，有罪的是你们中间的臭虫”，至于什么是臭虫，就由他说了算了。费舍命令全村人都聚集在广场上，一个一个审查。马旦斯克人，巡回派教徒，帕罗亚人，政府职员，等等等等，会被集中起来关押在一个小农舍里，每人三天才分到一个发霉的土豆。他会单独挑出巡回派教徒羞辱，强迫他们衣不蔽体的在雪地里劳作，为坦克开路。等到巡回派晚祷时间，费舍要求他们全都跪下祈祷，随后命令士兵从后面开枪，连怀里抱着婴儿的母亲也不放过。政府职员则会被绞死，这其中包括一个六十岁的乡村教师和两个七十多岁的退休邮递员。尽管前村委会主席一再强调村子里的人都是平民，费舍还是不肯罢休，在十几岁的孩子口袋里搜出了子弹壳就将他们处死－－在他看来，十四岁的男孩已经是男人了。等这一切做完后，费舍就开始对女人们下手，无一幸免。
我们都出席了这次审判，阿克西尼亚充当翻译官，重复老人证词时几度落泪。即便听过许多次，我们也很难对暴行习以为常。然而这次的审判有一点却很不一样－－每个受害者都被努力记载了姓名。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p><p style="font-size:16px">“前村委会主席被塞进麻袋，丢进雪地里整晚，然后他们肢解了他。”
“你是否记得他的名字？”
“尼古拉·赛雷金。”
“三个被发现藏匿子弹的村民被脱光衣服，捆绑在树上长达几天后遭到射杀。”
“你是否记得他们的名字？”
“尼古拉·马特鲁索夫，亚历山大·奥尔里舍，尼古拉·马罗夫。”
“被俘虏的游击队员首领被当场绞死，其余被枪杀后遭到焚烧。”
“你是否记得他们的名字？”
“娜塔莎·库尔迪科娃，雅科夫·纳扎罗夫，瓦西里·鲁缅瑟夫，还有一个叫亚历桑德拉的女孩，我并没有机会知道她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