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会得上这病的？”他沉默了一会儿：“你真要知道？”“是！”我迫切的声音又干又紧，象我激动的心跳一样短促。
我既不想保留警察硬塞给我的道德气十足的观点，又害怕听到自己无法接受的“真实”体验。他幽幽地说：“警察也找过你吧？他们告诉你那么多，倒没说起我的病？”
我愧疚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开口的时候，他慢慢地说：“由别人说了让你胡思乱想，还不如我自己来说。你可听仔细了，我不会说第二遍。”
这一夜他说了很多，其中只有因为嘴里破溃的地方过于疼痛停过几次。也许他一生都不曾一下子说那么多关于自己过去的事。如果他那么坦率地告诉警察他做过这样那样的事，为什么做这些，警察还会死逼他吗？也许警察认准了什么就不会放，无论究竟事实是什么，为什么。
对于警察来说，不是正确的，必然是错误的。不是对社会有益的，必然是有害的。泰雅14岁时陪堂妹去考当时非常热门的“小荧星”
艺术团，堂妹没有考取，招生的老师却对泰雅有兴趣。虽然超过了年龄而没有被录取，这次经历后他开始喜欢歌舞，常和几个同学一起琢磨港台歌星的舞步，刻苦锻炼身体期望能够象真正的歌星一样边唱边跳。中学和区少年宫里也有舞蹈团，但对于一个到了17岁身高还只有1米55的男孩来说，机会实在太少。但希望就象墙缝里的树种，总会探头张望大千世界。就在高考前几个月，泰雅开始象春天的竹林里最后一棵钻出地面的笋一样飞速生长。
那时听说广州一个台湾人投资的演艺公司在本地招考年轻学员，不但不要学费，如果培训后成绩优良可以去台湾发展。负责登记的人误把他的年龄写成15岁，他正在变声的嗓子使招生人没有发现这个错误。
在同去的同学中他是唯一被录取的。他觉察到年龄可能是他被录取的关键原因，就托辞证件遗失，招生人也没有深究。
经过激烈争吵，他离开了家，离开了孤独伤心的父亲，背着一个牛仔包跟经纪人去了广州。经过一些训练，取了“丰臣俊”的艺名，和另外5个来各地的男孩组成“青苹果”
乐队。然而明星之路比预想的要艰难许多，虽然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梦想努力了2年，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为综艺节目或港台歌星的演唱会伴舞，一直没能出唱片。台湾的老板也迟迟没有露面。开始有人觉得上当了，队员们陆续离开了乐队。
他抱着一线希望留在经纪人身边。最艰难的时候挨街在酒家表演，睡在酒家厨房的阁楼里。广州的夏天非常闷热。有一天他睡觉时感觉凉爽，醒来发现腿上缠着一条厨房里逃出来的蛇。
重获自由大概使蛇心情非常好，居然和他相安无事地同床共眠。也许是上天怜悯（或者说是魔鬼诅咒）台湾老板终于出现了，一眼相中这时已经出落得玉树临风的泰雅，原意送他去台湾继续发展。
因为他离家在外没有身份证，经纪人重新给他办了一套证件，在泰国转了一圈，通过若干种方法，最终把他弄到台湾。证件上他的年龄还是15岁，他就这样被安排进一个叫“美少年梦工厂”的演艺公司，成了“反斗组”最“年轻”的队员。演艺公司按照日本的事务所制度管理，无论演出与否出票情况如何都有工资可拿，当然数量十分有限，艺员的生活则完全军营化。
在不演出的日子里，每天早早起床跑步，健身，上午学舞蹈、日语（当时台湾很多演唱组翻唱日语歌，也常直接唱日语歌），下午唱歌、表演，晚上学化妆礼仪。
演艺公司和日本的事务所有合作关系，学员中流传着某某学兄某某学姐被日本人挑中去日本发展大红大紫的传说。开始他很兴奋，觉得象是上了正规的大学，多年的努力也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但台湾演唱组多如牛毛、风格相近，演出的机会仍然不多，录制的单曲从来没有上过排行榜前100名。
慢慢的严明的纪律开始松懈，队员们排练迟到、晚上逃课成了家常便饭，演出越来越少，演出的地点又从体育馆渐渐沦向餐馆。
又是上天怜悯（或者说还是魔鬼诅咒），日本赫赫有名的MICHEL事务所老板喜多川为属下著名艺人近藤真彦访台演出来到台北，在看了各公司送上的无数青春组合表演录像带后，吃晚饭时提出当晚8点前要见一见反斗组成员。
那天恰好其他成员都不知去向，只剩包括泰雅在内的两个队员。怀着忐忑不安的窘迫心情，穿着有些过时的演出服，2人踏入了喜多川的包房。
因为紧张和缺乏其他队员的配合，泰雅觉得表演一团糟，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得到了为近藤真彦暖场演出的机会。
更出人意料的是，演出后不久，经理让他请客，因为日本MICHEL事务所愿意签约，所签的演员只有他一个人。那夜，他花完了1年多的积蓄，那夜，也是他第一次喝醉。
“咦，你心情好也会喝酒？”我插嘴道“如果换了我，只要不是被人灌，只有失恋、考试不及格才会去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