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在鸣沙山下，离学士府观天台不远，故而赵行德前去寻访李蕤，也不须乘马，一路安步当车，顺道看三年来的风物变换。
在鸣沙山上千余洞窟，皆悬于危崖之侧，住着不少学士府的弟子，在此与青灯经卷为伴，孜孜不倦求学证道。数条石阶小径蜿蜒盘旋，正值当冬季，走在小径上，但觉朔风凛冽如刀。赵行德拾级而上，一口气爬到位于山顶的观天台。在那里值守的弟子却称，李蕤在自己所居洞窟中等候故友来访。赵行德不由一愣，暗道“东严何时居然能未卜先知了？”此事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不由带着满腹疑惑。
来到李蕤所居的洞窟，但见空空如也，洒扫仆役说李先生和朋友一起出去了。占卜之说，毕竟渺渺。赵行德只得怏怏离去，此时离日暮十分尚早，他不欲白跑一趟，索性在学士府里游逛起来。三年之前，学士府的亭台楼阁，连同那高踞鸣沙山顶的观天台，赵行德但觉新奇可观。出戍三年之后，故地重游，却多了一种亲近之感。路上偶遇华夏衣冠，宽袍大袖的文士学子来往，他都微笑着拱手为礼。他身穿家中新缝的儒袍，神态从容自得，往来众人皆以为他是来府里游学的文士。
正左顾右盼间，忽闻身后有人呼“行直”之名，赵行德转头看去，却不是李蕤。来人头戴逍遥巾，褒衣博带，面目似曾相识。赵行德微一愣神，才认得他乃是昔年自长安同赴敦煌的华县令袁兴宗，算是他到夏国来最先认识的几人之一。
赵行德拱手笑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袁县令，晚生这厢有礼。”袁兴宗已是四十许人，赵行德自居晚生，也是当然。
袁兴宗亦拱手回礼，笑道：“行直别来无恙。”走到行德身旁，方道，“我已不是华县令，在学士府天策院里供职。袁某久经州县，能在此砥砺经世治国之道，也是难得的良机。”
赵行德微微惊讶，拱手道：“贺喜袁学士。”从军三年，他对朝廷制度亦谙熟于心。学士府天策院可不是简单的讲求学问之处，此地实则如宋国的翰林学士院一般。治理州县地方脱颖而出的官吏，便放在此处历练，以开阔眼界，以位居朝廷中枢的胸怀，谋划国家天下事。
袁兴宗当年对赵德印象颇深，知道此子不但勇力过人，才学见识皆有可观，闻言便谦让道：“行直亦是后生可畏。”见赵德似是漫无目的的闲逛，便道：“游学士府不至郑相堂，若如宝山空手而归。行直若是有暇，便随袁某去见识一番。”
赵行德不能推辞，便同他一同朝这郑相堂走去。一路上，赵行德问道：“恕某愚钝，这郑相是哪位丞相？”袁兴宗笑道：“郑相乃是圣贤子产。”他在学士府呆的久了，平常交往的博学鸿儒，难得有个人如赵行德这般对夏国的儒术道统一知半解的，便尽心解释起来。
赵行德听他解释，原来这学士府郑相堂，立有开国帝的勒石明誓，上书“乡校之内言者无罪”。后人筑殿宇以记之，因为此乃春秋时圣贤子产之遗意，子产担任郑国的相国，故在殿宇落成之后，请皇帝赐名为郑相堂。赵行德心中有些疑惑，问道：“还请恕某愚钝，这郑相堂里，当真言者无忌么，若有指斥朝廷制度，甚至居心叵测之辈，也不究其罪？”
袁兴宗沉声道：“正是。”他见赵行德脸现异色，又道，“郑相堂中，往来皆是智识之人，自然不受那妖人蛊惑。人非圣贤，不能无过，是以智者议论于乡校，匡扶国家。”
赵行德正待说话，他微微一笑，又道，“然则，国家人心，尚一不尚分，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任由议论无忌，则人心混乱，反而过犹不及。言者无忌并非任其自流。若是在外面妖言惑众，少不得得依照律令治罪。”他见赵行德脸上犹有狐疑之色，又道，“元直初来时，可曾有佛道之流要度你入教？”
赵行德点了点头，袁兴宗沉声道：“我朝不禁各教传道，然百姓们仍敬鬼神而远之。你倒是为何？”
“为何？”赵行德经他提醒，才想起此事甚为蹊跷，依照各教门长老的热情，夏国人应当到处皆是信徒才是，而以他只见，夏国人真正笃信宗教的极少，大都数人还是本着“敬鬼神而远之”的古训，逢年过节才烧两柱香。
“这个缘故，便在郑相堂中。”袁兴宗微微一笑道，“所谓人定胜天，国中贤者智者毕集于此处，明天道人伦，再有学士府推而广之，正天下人心。人心正，百姓有所依托，自然不必求诸鬼神。”赵行德感觉有些似懂非懂，下意识地答了一句：“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