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好奇心的驱动着，追着那人一直往绿地深处走去。当我在装饰成森林岩壁样的地下车库入口围墙背后的阴影里被一只有力的胳膊一把抓住，按在墙上掐住脖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大大高估了本市的治安水平。
“你是谁？为什么跟踪我？”那人低低地吼道。我挣扎着扭住对方的手腕，按照军训时乱七八糟塞进脑子的格斗术提脚踩他的脚背。闪避中，他的身体往前一冲，半长的卷发甩在我脸上，扑来一阵在阳光里暴晒过的气息。
“…泰安…”我从牙缝里挤出他的名字。他吃了一惊，猛推了我一把，顺势退后半步，半侧着头仔细打量我的脸。
把自己暴露在周围大楼的灯光的包围里。他长得几乎和我一样高了，身体精瘦，小麦色皮肤，丰润的嘴唇顽皮而不屑地微翘着，灼灼的目光让人想起大型猫科动物，但秀气的脸形缓和了他相貌中野性的张力。
他很快甩了一下头发，用右手往脑后一捋，不快地说：“原来是你！鬼鬼祟祟地藏什么！老早好露面了！我量你也追不上！”我哼了一声：“你才鬼鬼祟祟！干嘛把我往这种地方引？”
在路灯的光影下，他歪着脑袋看着我，如同打量奇怪事物的野猫。我不满地说：“你以为追你很好玩？我早就玩腻了，你怎么还是一副小孩子样，一点也长不大？”
他笑了，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我饿了。”我叹了口气：“我也是！算了，不跟你搞脑子了。买东西吃去吧。”＊＊＊
我在高三下半学期通过了考评，确定可以免试直升进入医科大学以后，忙碌的班主任交给我很多学习以外的任务。其中包括参加我所在的街道居委会的“一帮一”活动。所谓“一帮一”就是由学习成绩好的中学生帮助学习困难的特困家庭的小学生。当时这项活动已经开展了半年多，街道范围内的特困生基本上都有了固定的“一帮一”
对子。剩下的只有一个老大难级人物，被从一个中学踢到另一个中学，最后塞给我们。不顾我的反对，学校硬把这个孩子指派给我去帮助，既不问我能不能帮助他，也不问他需要不需要我帮助。
简单来讲，我的任务就是提高他的学习成绩，保证他能从小学毕业，升入附近的初级中学。最好没准儿还能进大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想进入高等学校只有一条路高考。
这座独木桥把同龄人分为截然的两类：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备受瞩目，将来的福利和前途都有了保障。虽然中学里学的数理化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用不上多少，考分的好坏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
人人都痛说这种制度的荒诞和不切实际，但说这种话的人的子女照样还是苦读、苦考。更容易被非难的是另一种制度：和北京一样，本市户口的高中生参加的是由本市自行制定考题的地方高考，大专以上的高校录取率在很大程度上由本市自行决定。
在9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大约是40％。其他地方的高中生则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各省录取比率依国家计划而定，在上述时期最低的省份只有2％。
这种不同的分数线造成的结果是，在进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级学习的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分数相差可以非常大。
简单点说，在本市，成绩一般的学生上个普通大学不太热门的本科是探囊取物。而大学里与他同班的外地同学则很可能需要披荆斩棘杀开一条血路才能坐上他身边的位子。
在这种制度下，学生还没有尝到人生的艰辛前，已经潜移默化地享受著作为大城市人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不过学习太不用心还是不行。至少会让老师和家长头痛万分。班主任老师说：“朱夜，还是你去比较方便。他读书的小学就是你毕业的小学，他就住在你家对面，你们比较熟悉。”
听到这句话我的头就更大。我的确熟悉季泰安。弄堂里的邻居都熟悉季泰安。季家的长子季建国早就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根据政策，已经有一个孩子下乡的家庭，如果父母身边仅有另一个孩子，那么那个孩子可以留在城里的父母身边，初中毕业后由街道安排工作。
次女季建萍就这样留在了城市里，待业几年后，进入街道小厂当工人。早上我常从窗口看到她对着窗台上的小镜子梳头，两条小辫子梳得紧密而光顺。后来，邻里的阿姨阿婆们皱着眉头嘁嘁促促地谈起什么。接着，亭子间的窗帘就不再拉开。
而后，开始有了婴儿的哭声。再后来，我第一次听到了“私生子”这个词。我曾经好奇地问外婆什么叫“私生子”是不是和瓜子、桃子一样是可以吃的东西。外婆马上变了脸色，吓得我不敢再问。
在那个年代，私生子还是稀罕东西。在他出生时，还没有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在他外公给派出所写了检讨书以后，他和其它孩子一样报上了户口，有了相同的公民身份。
但是这并不保证邻居们不会对他另眼相看。他们家的一举一动都是邻里小道消息的来源。后来那些频繁的争吵干脆毫不避讳人家的目光。老夫妻之间要吵，女儿和父母吵，每次季建国从乡下回家，吵架的激烈程度就会有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