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什么呐！”泰安粗暴地说“你不出声没人当你是哑巴。”“哈哈，人家还没发急你发什么急？”
黄毛用筷子指指微笑的阿刚“我是说人家喜欢吃咸的东西，是从小习惯的。整天吃那种东西，没有盐真要淡出鬼来。现在不缺吃的，老习惯好改一改了。”
“那就吃吧！”阿刚说“这菜是泰安放的盐，看看咸淡如何。”吃饭的时候，因为阿刚快乐的心情的调和，饭桌上没有再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阿刚有一种神奇的粘合力，能抹平所有粗糙的棱角，浇熄突如其来的怒火。
也许上天在创造季泰安和黄毛前，早已预留了曹剑刚的模子。阿刚不断地计算着完成这个项目所需要的人手。原来他是知青子女，曾经学过木匠手艺，高中时才到本市来投奔亲戚，所以说话多了会带出一点从小长大的地方的苏北口音。
“百帮”的常驻工人只有季泰安、黄毛、他本人和老王小王叔侄俩。这对叔侄和他是同乡。顺着同乡的关系，在本地至少还可以联络到5、6个工人。最近工作不好找，这些人应该愿意来帮忙。
“知青”这个字眼，对我这种年纪的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只有在父辈的闲谈中，还可以听到一句两句。所谓“知识青年”原意是指在城里长大，经过现代教育体系的系统学习的青年。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特地把这一群人从城市的普通居民中分离出来，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让他们到农村去扎根锻炼，顺便把先进的文化知识带到落后的农村，促进中国整体的发展，减少城乡差距。
然而现实是不理会任何漂亮的理由的。这些从城市的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的青年，在因为政治动荡而发展停滞的城市中，根本没有工作的机会。
离开学校就面临着失业，成为社会青年。而当时光荣伟大的政府在10多年前就对外宣布全国没有失业，在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不可以有失业。
为了安置这些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生力军的青年，把他们送到偏远的农村去插队落户，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当时，根据每年学校毕业人数的不同，下乡插队落户的具体政策也不同。有的年份里，所有能走得动的人都必须下乡，只有严重疾病或残疾的才能幸免。
而有的年份就比较宽松，如果家中已经有其他孩子下乡，最小的孩子毕业后可以幸运地留在父母身边，等待街道或里委安排工作。
下乡去的绝大多数人在农村呆了将近10年。终于可以合法地回到城市时，才发现面临的是拥挤的住房、亲人的冷眼和仍然难以避免的失业。
然而，根据政策，有些情况下（例如在当地结婚生育的）插队落户的知青必须留在当地，直到退休年纪或者解除婚姻关系后才可以回城。这可能是为了防止农民借与知青结婚而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城市的超负荷。
对于制定政策的人来说，这不啻是一个理智而务实的决策。但现实的结局，套用后来流行的情人之间的考题来描述，就是当不会游泳的母亲和妻子同时落水而只能救一个时，可怜的丈夫必须做出的抉择。
为了安抚城乡生活的巨大差距给他们带来的失落感，政策规定只要他们留在城里的亲戚同意，他们可以有一个孩子代替父母回到城市，得到城市户口，此后合法地享受着城市居民的待遇，读书，升学，加入社会的主流，生老病死有保障。
阿刚就属于这一类。但他回来得晚了一点，已经赶不上高考的大军，也没有亲戚资助他复读，只能想法自己养活自己。
这顿饭说不上丰盛，但是很舒服，咸淡适中，口味浓郁。饭后聊了一会儿天。黄毛说的很少，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虽然我没有特意关注他，却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他在不断上下打量着我。
一直到我回家，我和泰安都没有相互道歉。我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忽然听到“砰砰”的敲门声。我穿上拖鞋，嘴里问：“谁呀？”
我父母不可能突然深夜到访，我的同事和朋友也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外婆家的房子里，难道是龙头漏水，楼下的邻居打上门来了？“不要这么倒霉啊！”我心里想着，嘀嘀咕咕地去开门。门外的人不说话，只见背着行囊的人影。＊＊＊“泰安…”我揉着朦胧的睡眼，努力想辨认清楚屋外人的影子，消除自己的幻觉“是你？！”“恩。”
对方给予了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然而绝对肯定的答复。“怎么回事？”我警惕地退了半步，一手护住胸口，防止他一拳打过来。
“我要住在你家。”“为什么？”他没有回答，推开我的胳膊，直接走进屋子，随手拉亮灯，把行李往吃饭的桌子下一丢，走到窗边打开窗，向他家窗台望去。
“喂！你！等一等！”我急匆匆地跑到他身边，一只拖鞋差点从脚上甩出去。只见16号二楼亭子间灯火通明，2个民工模样的人正在房间里收拾铺盖。
看见泰安从我家向他们挥手，其中一个人举起夹在耳朵上的香烟回应。泰安放下窗帘，返身关上我的家门，把行李包拖出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