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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情色小说家。
顾名思义，我的笔尖下，充满了肉体和性器官。或者说重要的只有肉体和性器官。
我会写男女主角的脸和故事，但仅仅是存在于那里，骗稿费而已。
我怀疑有十分之九的读者翻到最后一页时，根本不记得男女主角叫什么名字。
自从抗战胜利以来，各类小型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二、第三版的一角，通常是我的阵地。
每天，我都要写七八篇连载稿子，每篇几百到一千字不等。
这种稿子只需要暧昧、擦边就可以，如果过头了，是会被当局叫停的。
我写起来很快，而且从不会弄混人名和情节，因此编辑们很喜欢找我约稿。
到1947年的时候，国家情形越来越乱，人们对于情色小说的需求，似乎攀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变成了一台写稿机器，连载完，出单行本，循环往复。
他们说当局不再有闲心检查文字，于是内容也变得无所顾忌了：女人的乳房、肥臀在纸上弹动，男人的阴茎从格子里抬起，假使再叠上一张稿纸，也许刚好能插进另两个格子里的阴道。
我成了名人，是教书先生嘴里说的毒瘤，是那些孤家寡人心里的恩人。
我不知道这选择是不是对的。
有时候，我也感到厌烦，性行为无非是这么一回事，要变换着文辞描述给读者听，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但是，如果我现在辍笔，本就微薄的稿费会中断，我会饿死。
“蓝先生，开开门！”
是某报编辑周先生，我的同乡好友。
他也写情色小说，只是没我写得露骨，头一篇一炮走红以后，水花越来越小。
大概是因为事实上他从不跟妻子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
而他的妻子还在老家。
我以为他是来催稿的，但他开门见山说：“有一份顶好的工作，去不去？某某机关，写公文，薪资很好，中午有饭。是你的老本行，再合适也没有，我一听就想起你。”
是了，忘记说，我在南方某着名大学中文系读过书，后来为国民政府做事，跟过大司令，做过秘书，当过官，日伪时期，还当过一阵子地下党。
再后来，我就下海了，开始写情色小说。
好像是看破红尘了，又好像没有。
“我对吃公家饭，没甚胃口。”我回绝了他。
“难道你就写一辈子情色小说？”他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生气，“你才二十九岁，还年轻，还没结婚，铁饭碗不要，难道捧着这种不三不四的笔杆子过一生？”
“这，好像还是你带我入行的。”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一向是个温吞水一样的好人，今天居然发火了。
“我当时请你写小说，只说要香艳，没说要情色。”他无力地辩解了一句。
差别只不过是写不写生殖器官。
我不想和他争，只是笑笑。
“给你透个消息，冯老板手里的报纸都要停了，你再想想好。”他低下头，继续说，“要去香港了，我不去，已经另寻事体做。不是我触你眉头，他手里四张报三本杂志，你一半饭碗在上边。你吃香又吃香在写上海话小说，到了南边，人家要看粤语，编辑未必拉你的稿。”
“总有新报纸办出来，急点啥。”我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但我就是不想做别的。
一样是浪费生命，我情愿把我的生命浪费在情色上，而不是政府公文。
我知道他是理解我的。
然而世俗如此，情色是不务正业，是下九流，是下三滥，是贻害万年，他不能免俗。
更何况，情色小说确乎赚不了几个钱。
“那么，”他拉开西装外套，取出一封信，“宋导演托我拉稿，电影剧本，试试看伐？”
“不早点讲？”我急忙接过信。
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到我头上？这样的好事，老周怎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时候才告诉我？真不够朋友。
等看过信，我就明白了。
宋导演要我写一个情色剧本，内容是一个男的跟形形色色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最后死了。
周先生坐在那儿不响，我也不响。
“这要怎么拍？”好一会儿，我问他，“拍出来，政府也不给映，亏本生意，谁做？”
这年头，只要钱够，不缺豁得出去的演员，可是拍一部不可能上映的电影，又有什么意义。
“总归是有大少爷背后出钞票。一句话，你写伐？”
“写！”
只要钱够，当然也不缺豁得出去的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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