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从他住的地方搬了出去，本想在距离公司近一点儿的地方租个房子，但那段时间我手头拮据，我的所有积蓄根本不够一次性付半年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我把租房的位置往郊区方向选，最终选在了这个院子，有两辆公交车从院子外200多米的地方经过，直达我们公司楼底下。
我第一个月只画了五幅画，跟在一个老画师后面，他每次跟客户交谈、每次画画的时候我都跟在旁边，这是老板的要求。那五幅画简单至极，没有任何难处，丝毫不能证明我有无胜任工作的能力。但一个月后，我跟的老画师告诉我——也告诉老板，我的能力出众，完全可以胜任工作，为公司创造财富。串脸胡老板给我转正，没有说任何一句多余的话。
第二个月我要画的东西大大增多，平局两天就有一幅，素描还好，油画和水彩最让我头疼，往往需要反复修改，客户难缠的像是难解的毛线疙瘩。最开始，我对那些要求随意的顾客大为喜欢，因为当我问他们要求的时候，他们总是一句：“无所谓，随便画，都可以。”我心怀窃喜，觉得这种事情再简单不过。但当我将按照自己以美学能力为基础创作的画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出一辙，像是同一个模板印出来的表情：“嗯，画的不错，但我需要另一种风格。”如此往复多次，一幅画需要重画或者修改太多次。倒是那些最开始便言语苛刻，用貌似以为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审美者的语气告诉我他需要的东西时，我总会感到反感和充满恐惧，觉得他是在让我做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但当我将最终作品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部都感到完美，并且从来不会为价格争执不下，直接干脆，做决定和谈判的风格就像是折断腐朽干枯掉的纤细树枝那么容易。
第二个月我拿到手四千五的工资，相对于这座城市的消费来说，收入中规中矩，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把这个工作当成我要终生为止奋斗的事情。直到颍秀告诉我：“你打算做一辈子绘画民工么？”我才反应过来我其实是个体力劳动者而已。但那是我能找到的最好工作，我至少应该让自己先填饱肚子。
我第一次上门服务是在四月的一个星期一，那幅画画了五天，每天画四个小时，为一个老人画肖像。他的脑袋在半个多世纪前一场战争中被流弹击中，但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视力却永远丧失。他年近八十，但听力敏锐，我往画板上钉画布的时候，他听的一清二楚：“原来画板中间是空的，我第一次知道。”他仅凭听力便能知道，让我惊叹不已。他育有七个子女，其中六个女儿，唯一一个儿子就是请我来给他父亲画肖像的，他经商成功，资产过亿，性格温和，待人彬彬有礼。
老人右边脑袋没了头盖骨，漏出一个大坑，右眼受到影响，永远的闭着；左眼与常人无异，但也永远的看不见光亮。他一个月领两万多的补助金，只留下两千元生活费，余下的全部捐献，他的孙子负责捐献的全部流程，从没贪过一分钱。这让我对他和他的家人充满敬意，整个画画的过程也十分用心。他的生活范围仅限在自家屋里，逢三、六、九、十二月份由儿子用车载着去一趟海边，在海边坐一整天，谁也不能打扰。
我让他身子朝右边稍微侧点儿，这样画面可以避开他右边脑袋和右眼的缺陷。长时间的盲人生活让他非常安静，他可以一动不动的坐四个小时，岿然不动，没有丝毫注定要伴随年老产生的尿频尿急。最开始我试图跟他聊天，但他不见得多想和我说话，对于需要他接茬的对话，他总是以沉默应对，仿佛我根本就不存在。我也不再跟他说话，认真完成我的工作。
第三次去的时候，遇到市长造访。市长留着背头，温文尔雅，没有官架子。在此之前，我对市长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新闻里面，市长临走的时候看了我画了一半的肖像，并和我握手，告诉助手：“陈老这幅画的费用市里出。”
“完全不必。”陈老听力敏锐：“这是我的私事。”
市长毕恭毕敬，不再强求，祝陈老老当益壮，嘱咐我认真作画。
我们重回工作，陈老说画画的人都观察力极强，视力所及便过目不忘。我解释说没有哪个画家能有这样的能力。陈老说自己仅凭听力就知道市长长什么样子，然后用平和的语调对我说市长的长相。结果丝毫不差，堪称奇迹。
“自从那颗子弹打飞了我的脑壳之后。”陈老说：“我就学会了用耳朵看东西。”
“仅凭耳朵，您就可以做一位画家。”我说：“不会有任何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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