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font-size:16px">借着老夫的名头招揽人才就罢了，居然将老夫的五经正义都给利用里，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孔气得胡子乱翘想杀人
这部五经正义孔颖达毕生心血之所在，就想着这辈子将这部书编撰成功，皆以名垂后世功成名就，受到后世儒学子弟敬仰。想-免-费-看-完-整-版请百度搜-品=书=网可房俊这么一弄，必然天下学子云集，到时候这本书成了儒家一大盛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与老子何干
可这话又有些说不出嘴，难道要说我编撰这本书就是为了名垂后世，至于什么“兼容百氏，融合南北”根本就是噱头
孔颖达的确有借书成名的心思，当然并不完全如此市侩现在被房俊这么一掺和，老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了
这个气啊
眼看孔颖达气得快到高血压了，房俊赶紧解释道“此书规模浩大，绝非一人一力可以承担。若是能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岂不是儒家一大功德，作为主编的您来难道就不是备受后人敬仰的先贤圣哲而且越是多的人参与，这本书的影响力就越大，说不定就可以让五经正义被朝廷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若是当真如此，就算是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到那时候，您就是一个对儒家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孔颖达仔细思索，觉得房俊的话倒也不是全无道理。
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
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
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p><p style="font-size:16px">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
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
在此之前，曾有三次全体学术界的大讨论。
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
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义，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并未达到学术统一的目的。
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监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答案不能同意，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
这就尴尬了。
而随着本朝科举考试兴起，众多儒门学子得到了晋升机会，偏偏由于儒家经学的答案不统一，给经学考试带来极大的难度，因此房俊在领导科举考试改革之时，便大量删减经学的考题，反而增添了大量有关国学和算学的试题。若是经学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岂有沦落至如此境地
嗯，不管房俊的本意是打压经学还是什么，反正儒家子弟就是这么想的
作为儒学领袖，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的初衷，便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