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国固乃大贤，过失只在用心太过，稍显刚愎。
何以言之？
自古圣贤治国，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其成功；其所以养民，不过轻税薄赋。诚国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作为，而一心所思乃古人所不曾为之事。于是兴修洋务，称新政能利之国民。
圣人曰：“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门生请学稼穑，圣人尚且鄙之，因其不知礼义，何况商贾之利？假若为真君子，则自然不能言利；恐若是真小人，则固然穷尽民财，以足君王之声望。又怎会遵从圣人之教诲耶？
由此可见，洋务衙门本不该设置。而如今即设，亦不按常规官场秩序用人。
每常一些莠民，冒然就做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争先恐后，卖弄智巧，以求变更祖宗旧法！大概其利不能弥其害，所得不能偿所失，无非欲求别出新意，捞取功名罢了。然其危害却已浮重。
只因洋务所派遣，虽有选拔之才俊，然其中不乏有轻佻狂悖之徒。欺压州县，骚扰百姓；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尽皆失业，以至谤议丛生，民怨沸腾。究其本源，皆是因洋务而起。
圣人曰：“君子救诸已。”
诚国扪心自问，当下困苦之成因何在？切不可只责罪天下人。
侵夺原有官吏之职权，这是祸乱朝政，诚国反以为是治国良法而实施；让百姓抛却农务，以他业挣钱糊口，这是忘失国本，诚国却以为是王道善政而力行；徭役自古以来都是平民负担，诚国更欲征敛士绅，由洋务衙门雇人服役。
此类事端，常人都知不可为之，独诚国认为可为。并非诚国智力不及正常人，而是想求得非常之功，而忽视了常人所知罢了。这就是愚所言之用心太过。
自古圣贤人臣，未有超过圣公与诸子的，圣公诸子也并非无有过失。诚国虽是大贤，但比之圣贤，则还是有差距的。如今居然误以为自己的见解天下无人能及？人们的议论与己相合则亲善，与己不合则厌恶；如此，方正之士如何进用，谄媚之流如何疏远？
方正之士日渐疏远，谄媚之流日渐亲近，又希望一切事宜处理得当，名扬四海？
难啊！
因为从谏纳善，即是圣上之美德，对于人臣也是一样。诚国素来刚正耿直，每当在朝堂奏事，如同与朋友在自己家中争辩，不会稍微收敛脾气，视斧钺如无物；等到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他们就只有揣度迎合。
委曲顺从之流，诚国亲近礼遇。而见解稍有不同，提出洋务不合时宜之人，则动辄怒形于色，或诟骂侮辱。或让皇上贬逐，而不等他们把话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