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font-size:16px">阮氏祖籍浙江温岭，算得上当地的大姓，刚调入新二十二师时，她曾凭借同乡的优势在时任师长邱清泉那里获得过不少额外关照。而这具身体的主人阮静秋小姐所属的这一支，却好像与本家不甚合群，打从清朝还在的那会儿就远离故乡、北上行医去了。可生逢乱世，迁到哪里一家人也落不住脚：民国二十二年日本人打到古北口，家里因此从北平逃到上海；二十六年上海、南京先后陷落，又只得抛下刚有起色的医馆和药铺，一路颠沛到武汉、重庆。这期间大多情况她都不很了解，古北口之战那年，“阮静秋”的身体与记忆还属于她原来的主人，而淞沪会战与南京沦陷后，刚刚回国的她就循着报刊上的征兵介绍，一路找到湘潭投奔二百师去了。
作为一个从天而降的穿越者，她和阮家人的接触与交往并不太多。除却刚回国时曾在武汉的家中小住，抗战前期她只获准休假回家探望过一两次，远征入缅至今，受限于驼峰航线的运力和新六军随后的奔波调动，算下来更是足有四年未曾回去过。和穿越这件事同样奇异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阮家父母长得和现代的张秋的父母亲一模一样——祖父阮老爷子的面孔，也毫无疑问，就是家中那个陈旧的相框里走出来的人。
老爷子撒手人寰的那年，南方雪灾、四川地震、北京奥运先后占据新闻头条，而他走在春节期间某个静悄悄的雪夜里头，终于和一身纠缠多年的病痛挥手作别。张秋比同龄人晚一年上学，那年正好将要小学毕业。家里没有男丁，她作为唯一的孙女负责在出殡时手捧祖父的遗像，在灵堂里和父母一起向许许多多陌生的面孔鞠躬还礼。那张像后来装裱进相框，摆在家里最高处的某个柜子里头，照片上的老爷子坐在蓝色的背景前，满头打卷儿的银发像云朵似的支棱着，方框眼镜腿上的橡皮绳从脸颊两侧垂下来，弧度正正好落在嘴角两旁。
与父亲更显硬朗和严肃的五官相比，老爷子大约是个更加儒雅温和的面相，无论青年或是老年，照相时总能恰到好处地扬起嘴角。偏偏小孩子不记事，对于张秋来说，老爷子只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她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她记不太清他总是怎样拿着一把小镊子仔细地给她剥好一颗又一颗完整的虾仁，甚至也想不太起他怎样带她在晌午头承包公园里终于没人争抢的蹦床，顶着一轮毒太阳满头大汗地鼓励她又蹦又跳。他书写的春联、手抄的乐谱、篆刻的印章在许多年后还都被仔细地收在家里老屋的书房里头没有动过，可她每每看着那些东西，还是只能想起他躺在病床上说不了话，每当看见她来，就一边笑着对她招手，一边“啊”“啊”唤她的情景。她总是怕得要往父亲身后躲，待不了一会儿就想要逃离，而父亲并不总能理解孩子在那样的情境下所感到的恐惧，于是每次带她来病房探望，还是要拉着她对她说：“你和爷爷说话，爷爷想你呢。”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怯怯地叫一声“爷爷”，又缩回父亲身后躲着。现代医学在人类复杂的脑部结构面前多么渺小，远在她开始能够理解“生死”、“想念”、“诀别”这样复杂的感情之前，这位不能说话的老人家就变成了一张遗照、一捧骨灰、一层回忆里越来越模糊的雾气。后来她长大了一些，在出国留学之前，父亲每次都带着她一起，在每年正月初四和清明节到市里的陵园去扫墓拜祭。老爷子的骨灰起先安放在某个厅堂的某个架子的某一格里，祭扫时父亲需要爬几级梯子上去，用一把小钥匙打开玻璃门上的小锁，双手捧出里头小小的牌位，到外头露天的地方捎去纸钱和供品。后来陵园外迁，老爷子和许许多多与他年纪相仿的老人们一起搬去了郊外的墓地，小小的牌位变为一方青石碑刻，也终于能和他分别多年的发妻长眠在了一起。
送老爷子出殡那天她记得自己是没有哭的，甚至看着父亲颤抖着流泪的背影，除却茫然与震撼，她其实也并不十分能理解那样的情绪。老爷子的其他事情，则大多都是在一些年后她才慢慢地听父母说起。当那个逝去的人凭借一片一片微小的琐事而拼成了完整的形状，她才忽然发觉，其实她很遗憾——其实她很想念他。
人就是这样后知后觉的动物，后知后觉让她错过见老爷子最后一面，错过在他尚在人世的那些年里了解他、记住他的每一次机会、每一个可能。她想过自己不应该再重复这样的遗憾，想过非但应当珍惜当下，更应当在父母身上弥补；可病毒肆虐的三年里，她还是被这身白大褂牢牢锁在了远方的高楼大厦中间，哪怕在父母双双高烧病倒的危急关头，她也没能赶回家去。
穿越回民国以来，她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现代的那个自己此时正是怎样的一副状况，父母又是什么样的境地——或许其实是她不敢去想。网络的作者们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穿越原理，却从未有哪位主角能轻而易举地回到现代去，仿佛这个莫名其妙的时空通道总是单向通行的，除非在穿越后的时代自然死亡，其他所有寻死觅活的刻意尝试几乎都不可行。张秋是九零后，阮静秋则是二十年代初生人，她因此想，与其草率地在乱世中死去，还不如发挥一些现代人的优势和头脑尽力保存性命，也许到了九十年代，到了真正的自己出生的那一天，一切就能恢复正常，现在她所经历的，只是一场暂时没有出口的长梦而已。
真正的阮静秋早已无辜殒身在塞纳河畔的黑帮火并中，后世的张秋顶替了她的名字和身份，凭借彼时正在圣西尔军校进修的廖耀湘及夫人黄伯溶的帮助，在巴黎很是惜命地过活了一年多。时间来到一九三七年，二战的阴云近在咫尺，开战不久法国就要举国投降，西欧哪个国家也没在这场大战中真的独善其身，哪里都不算真正安全。她想过索性躲到美国去度过余生，想过远离所有的危险与不确定，只要找个太平地方接着读书学习、打工攒钱就好。可与此同时，她的祖国正面临着山河破碎的险境，而她固然知道抗战的结果，却也听过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读过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亲自踏足过南京水西门大街的那幢肃穆的纪念馆、见过青石砖瓦雕成的“300000”的字样。
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能在民族大义前无动于衷。上海、南京沦陷后，日本军舰沿长江溯流而上，几乎封锁江面航道，她乘船从广州靠岸，剪短了头发、涂脏了衣服，女扮男装一路北上，期间几次遭遇险境，好在都没有受伤。她本想这样一路到延安去，可好容易渡过长江，她随身的一点盘缠和干粮就被附近的乱兵、灾民抢光偷光了。她又累又饿，倒在汉口城外几里地的路旁，而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凑巧，才从南京城中脱身不久的邱清泉和廖耀湘正好经过了这里。
南京城破后，教导总队几乎死伤殆尽，他俩一个被强迫去做苦役、一个承蒙百姓收留勉强栖身，总归是大难不死，得以在汉口重新会面，协助收拢沿途的伤兵残部并参与部队整训。廖耀湘认出了这位曾在巴黎街头被他救上马背的姑娘，帮她找到了彼时正在汉口的阮家人；邱清泉则在分别前告诉她，他俩这就要去湘潭的二百师报到了，这是中国军队里唯一的、最好的机械化部队，他希望她也能来投身报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