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font-size:16px">阮静秋瞪大眼睛——若说没有交情，她确实也不必为着一个陌生人对杜聿明的几句污蔑而如此震惊气愤。她立即大声驳道：“没有这样的事！”
滕骥却不依不饶，冷笑道：“是没有呢，还是你也从中获益，于是和他们串通一气？”
医科大学没开设辩论课程，五军和新二十二师的军纪也不需她成日和人争执，于是事到如今她才发觉，自己那点儿嘴皮子至多只能用在和长官们闲话玩笑上，面对这样荒诞的指控，她竟然连句反击的话也没能马上说出口。说到底，她并不多么因对方指控自己参与贪腐行为而感到愤怒，而是难以忍受他用这些毫无根据的猜测和编造污蔑她心中最为敬重与仰慕的人。反击的话她想不出，可也不能就此沉默不语，她猛然站了起来，高声道：“滕站长，你根本不是来问问题的，既然如此，我也没什么可回答的了！”
这位站长还没有发话，旁边的两个年轻人就一左一右，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摁回了座椅里。滕骥貌似遗憾地叹了口气，继而说道：“来的都是客，于情于理，我也应该多招待阮医生几天。借此工夫，你可以仔细地想一想。人和人的记性毕竟是不同的，有很多人刚来到我这里时，什么也不肯回答，可住了几天，就全都想起来了。”
她被两个特务拖着，关进了一间单人囚室里。囚室与走廊隔着一道坚固的铁门，由两道铁锁从外侧封闭，室内没有窗户，门上的排气扇只有一只手掌那么宽。屋内昏暗阴冷，角落里放着一只脏污的便桶，破旧的床板上甚至还有被老鼠或虫蚁咬出的破洞。她烦躁不堪，在屋里来回地走着，走得实在累了，也只好在旧床板上坐了下来。
坐下来之后，她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一些，试图理清他们询问这些问题的原因和目的。她随新六军登陆葫芦岛的时候，距离杜聿明奉命解决云南龙云之事、随后调任东北主持军事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月。之后随新六军一路辗转并在四月到沈阳时，当地的接收工作也早已进行到尾声，因此，她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抗战胜利之初，这些长官们在东北接收汉奸资产的过程，更遑论参与进所谓的贪腐事件里。而兴建沈阳中正大学的事，她也仅是有所耳闻，因为在学校开办后不久，她就因为家中变故，急急忙忙地回南京去了。可以想象的是，要开办一间学校，所耗费的财力、物力乃至心力都不比组建一支部队要少，且在那期间他的病势始终起起伏伏，若不是对他的老校长尽忠报效，他有什么必要为一点身外之物如此大费周折？
至于两个人的交情，除了连她自己都羞于启齿甚至已经不打算再启齿的一厢情愿以外，她只与他在那份关于医疗备品和货币流动的报告材料上稍微有过一些交流，其他时间，要见面多半都是看病治病检查身体之类医生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六月份那一次在长沼公园里的闲谈，恐怕是迄今为止和他相处得最久、话说得最多的一次，可也是他首先提出外出散心，她才奉命跟随的，若非如此，她绝对不敢自作主张地接近他。
在这些有限的“交情”之中，她没有切实的证据去判断滕骥的两项指控是否属实，但无论如何，她也不能从他生活中的这些小事里进行有罪推定，贸然作出“他是一个贪腐分子”的结论。假如他真的如滕站长所言，在接收汉奸资产及兴建中正大学中捞取了不少油水，那他首先就应当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而不是拖着病体在前线苦苦支持，住所和家眷的生活又简朴至斯，甚至最后落到连自己手下的将领也不能保全，不得不退去上海养病的地步。
国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这是她早就知道的事情。但保密局竟然也公然站队派系斗争，协助陈诚在东北排除异己，甚至为此要将东北前任最高军事长官拉下马，这不能不让她感到毛骨悚然。之前她只是以为，他的职务调动除身体原因，恐怕和陈诚在南京吹耳旁风有很大关系；但随后的一切好像又太顺利了些，顺利得——就像获得了最高层面的默许一样。
想到此处，她猛然一凛，意识到自己或许触及到了唯一的可能。职务调动与清查贪腐不过都是表面文章，一切举动的实际目的恐怕都是为了削弱杜聿明及远征军系统在东北的影响。郑洞国、廖耀湘等还需要留作倚仗，余下的人事变动归根究底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保密局没道理事事对参谋总长言听计从，实际的授意者只可能是他的那位蒋校长。多么讽刺啊，他的学生分明正为他在冰天雪地里耗尽心血，他想的却是怕他“占山为王”！
她愤怒之余，更觉得背后冷汗涔涔，意识到这场暗涌并不只针对杜聿明，恐怕整个五军、远征军系统乃至何应钦系，都已被摆在了东北的砧板上。无论是仍在作战一线奔忙的郑洞国、廖耀湘、及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还是一个曾和他打过交道的普通文员，都有可能被视为他的“党羽”。他们或许也将面临类似的审问与圈套，只要稍有不察，所答的内容就将被断章取义和曲解，最终用来坐实他在东北的野心和贪婪。他人在病中，又远离了风暴中心，对此恐怕一无所知，哪有工夫应对抵挡？罪名一旦坐实，他又将面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