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font-size:16px">与此同时，滕骥望着窗外疾驰而去的汽车，将一支烟叼在嘴里，却几次也没有点着。他越发恼怒，将烟卷踩在脚下。
“晦气！”他骂道。
他身后的两名特务鼻青脸肿、面面相觑，方才被廖耀湘揍出来的血迹都还没顾上清理干净。其中一人开口劝道：“站长别和这群武夫一般见识。她没有画押，再随便找个人画押也行，误不了总长的事。”
滕骥怒道：“你懂个屁！人都这样了，你难道以为总长是傻子，看不出怎么来的口供、谁画的押？说了要做得隐秘些，偏叫廖耀湘抓个正着！他是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吗？他瞧见的状况，马上就会传到杜聿明的耳朵里！”
另一名特务嘟哝：“用刑之前您也允准了的。”
滕骥回头怒瞪二人，作势抬脚要踹，被两人及时躲开了。“滚滚滚！”他啐道，“看见你们就碍眼！”
特务们问：“站长，那那份口供……？”
滕骥喝道：“你们听不懂人话吗？烧了、毁了、作废了！这个梁子已经结了，日后若犯到他们手里，你我就一块等死罢！”
医院走廊内很安静，明亮的灯光映着窗外漆黑的天色。
廖耀湘背向着病房门，无声地伫立。门上的玻璃透出病房内的景象，阮静秋仍昏睡着，双手裹满绷带。一名女医生为她做完了检查，整理好被褥，从病房内出来。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p><p style="font-size:16px">廖耀湘听见屋门的响动，这才回身问道：“她怎么样了？”
医生翻看着病历，回答：“按您要求的，已经给阮小姐做了全面的检查。她腿上及身上的外伤已经清理包扎，后续定时换药即可；脸上的淤血几日后就可消退，但一侧鼓膜受重击而穿孔，听力恐怕很难恢复了。她的双手伤势最重，指节均有不同程度的骨裂，至少要休息一个月才能稍微活动。退烧药和抗生素都已经用上，只要情况不进一步发展，阮小姐应当没有性命之虞，请您放心。”
廖耀湘想，这些特务残忍异常，除去外伤，不知是否还用过其他的手段。他追问了一句：“除此之外，她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伤？”
医生摇摇头说：“从X光片看来，阮小姐没有其他部位骨折，刚才触诊查体的情况也还好。长官要是不放心，不妨留她在医院多观察几天。”
廖耀湘叹了口气，他既庆幸自己赶在那两人施暴前救下了她，又恼恨自己怎么没有到得再早一点。抗战这些年里，她跟着新二十二师四处奔波，尚且没有受过这样严重的伤，谁曾想这短短几日时间里就被折磨得快不似个人形。他默默把她的这些伤情记在了心头，心想这仇早晚要报。接着他又问：“你说双手的伤最重，会不会留下病根？”
医生答道：“恐怕是在所难免了。关节的伤病最难调养，即使日后能正常活动，遇上阴冷潮湿的天气还是会疼痛难忍。用中医的话说，这就是所谓的‘风湿’。日常生活大概是无碍的，但毕竟伤及筋骨，太精细的活计还是少做为好。”
廖耀湘透过窗户望向病房：“她也是个医生。要是这双手再也不能治病救人，那得多么遗憾。”语罢又转向医生：“还请你为她安排一位周到可靠的护士贴身照料，费用由我来出。”
医生回答：“长官放心。”
一名护士这时从屋内出来，手中捧了几件衣物，是刚刚帮阮静秋换下的裙子和风衣外套。她问廖耀湘：“阮小姐的衣裳都在这里了。长官需要过目吗？”
照理说他本不该翻动姑娘家的衣服，但无意一瞥之后，廖耀湘似乎从这件风衣的边沿处看出了一丝不寻常的端倪。他从风衣口袋里取出手帕、唇膏等几件用品，同时不着痕迹地将夹缝内的那张照片悄悄拢在掌心，而后说：“可以了。劳烦你送去清洗。”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p><p style="font-size:16px">送走医生与护士，廖耀湘走进病房，在一旁坐下。他将其余物品放在床头柜上，而后摊开手掌，打量着照片上的两人——尽管因为浸水而变得有些皱，但形容面貌仍然清晰可辨。与她相识这么多年，他知道她既念旧又重情，也知道她始终因远征撤退之事而心怀愧疚，却从没有发现，她心中竟还藏着这样一份从未言说的感情。这张小心地藏在衣服夹层内，在特务们的种种酷刑下也没有被交出的合影，似乎成为了能够解释一切的答案——为什么杜聿明会突然找他出面救人，为什么她在奄奄一息的时刻，也不忘他的安危与处境。他不知道这份感情究竟发展到了何种地步，也无从了解自己是不是第一个察觉此事的人，此刻只觉心中那阵酸涩又涌上来，牵扯着他胸口一阵紧似一阵地发痛。考虑到姑娘家的颜面，这件东西总归也不好当面交还，他想了想，暂且将照片收进了自己的口袋，打算找个合适的时机悄悄塞给她。夜很深了，他早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雪水泥污，只疲惫地取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又久久凝视着她的睡颜。
病房内的灯光渐渐暗下去，朦胧的月色落在他的背上，映照着窗外熹微的夜。
阮静秋已许久不曾睡得这样好。
在从前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以内卷而闻名的未来里，她也有许多时候饱受糟糕的睡眠的折磨。有时是因为无休无止的工作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有时则是因为楼上楼下的喧闹、不时光临的噩梦和自己无谓的胡思乱想。阴差阳错回到数十年前以后，她的恐惧不消反增，变成如何在这样的乱世里苟延残喘的焦虑与惶恐。可是这一晚，她知道有个可信可敬的人守在身旁，也知道她暂时不必再为什么事担忧，于是没有惶恐、没有噩梦，难得踏实酣沉地睡了一觉。
转天清晨，生物钟促使她醒了过来。她此刻是平躺着的，双手活像粽子一般，身上缠着绷带，膝盖与腿脚上应当也敷了药膏，浑身上下只隐约有点痛感传来，大概是止痛药仍在起效。在她身边不远，廖耀湘支着头睡着了，眉头仍旧很烦忧地锁着，金丝眼镜松松挂在鼻梁上，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她很想伸手扶一扶这副摇摇欲坠的眼镜，可这十根萝卜似的手指头竟没有一个能派上用场。于是她只好仔细地看着他，冷不丁想起昨晚他看着自己的眼神，没来由地觉得心里漏跳了一拍。还不及想得清楚一些，外头忽然传来极轻的脚步声，她只好闭上眼睛，继续装睡。
与此同时，敬副官从走廊一端匆匆赶来。他正要敲门，却透过门上玻璃看见廖耀湘一手支着头，坐在床边睡得正酣。这情景不能不叫他叹息，追随长官这么多年，他还从没有见过他为谁做到这般地步——或许甚至也没有为廖夫人这样忧愁操劳过。他固然敏锐，却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这是长官的家事，自己这个外人决计不能提醒或者插嘴，于是轻轻推开门，走到廖耀湘身旁，轻声唤道：“长官、长官。”
廖耀湘朦胧着睡眼抬头，应声道：“嗯？”
敬副官低声说：“李军长刚才打来电话。”
他正要说下去，廖耀湘抬手制止了他。他望一眼熟睡的阮静秋，向他打了个手势，指向门外。敬副官会意地点头，两人先后步出病房，廖耀湘取下眼镜，擦拭后又戴上。
“李军长蛮厉害的嘛，”廖耀湘说，“电话竟能这样精准地打到医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