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么精明狠毒的买卖人怎会轻易就范呢，他也好声好气地告诉我，一小时后在西郊一个造纸场见面，一手交钱，一手放人，还特意叮嘱我，不要招来警察，他现在没家没业，什么都不怕。
我冷冰冰地对他说：“让骆海庭接电话！”“爸爸…爸爸…”电话那头是模糊颤抖的声音，他的神智好象不大清醒。我的心不知道被什么割了一下子，一口血涌到胸头，出口的话竟然沙哑了：“我不是你爸爸。”“阿良？”他一下子就听出了我。
“嗯。”“你冷不冷？别着急，我马上带你回去。”我的心跳的好厉害，一下一下都数得清。我突然不想再说什么了，顾做镇静地说：“好好哄着你的好叔叔。”
就挂了电话。汽车在夜色里穿行着，我傻傻地看着窗外，一个声音在问我：“如果是黄文英，你会这样吗？你怎么了？他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到了凯歌的小楼，我三步并作两步上来到门前，啪啪地拍门：“凯歌，凯歌，着火了！着火了！”不一会儿屋子里果然有动静，而且明显不是一个人，我有点脸红，但情况危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门开了，凯歌只穿了一件睡衣，裸露着半个胸膛，铁青着脸吼道：“那里着火？”但很快他发现是我，粗犷的脸庞上的表情极其复杂，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惊慌，他困惑地问我：“良子，你…？”
我眼角余光望向屋子里，见桌上有酒，空着两个杯子。凯歌的身上汗味和烟味扑鼻，头发明显是被抓乱了的，我不用猜也知道他正在干什么。
我有些尴尬，可是凯歌阅人无数，也很了解我，一看我的表情就知我有急事。他一把拉我进了屋子，扬扬头笑了笑说：“怎么了，出什么大事，把你大主席急成这样？”
这时候里面的卧室里传来一声响动，好象有人弄倒了什么东西。凯歌大方地笑了，冲我使了个会意的眼神。我也笑笑，鼓起勇气说：“借我钱！”
“哦！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他无奈地拍着肚子，打了个啊欠“多少？”“二十万。”我脸皮已经厚到极限了。“啊？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他歪着眼睛问我，也吃了一惊。我吐了口气，仰头认真地盯着他说：“凯歌，我知道我有些过分，可是我真的有急用，而且，我求你别问我为什么…”
我和他的目光相撞，他竟然回避我的眼神，低下了头，他想了半天，最后说：“你等一下。”
然后走进了卧室。我一下子坐到了软软的皮沙发上，长吐了一口气，我并不是怕他不借我钱，而是为自己这样滥用友情感到羞耻。
他好久没出来，我坐在那里四处张望，不小心手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是个小锁头，古铜颜色，用一根脏兮兮的红绳串着。
这是在过去农村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长命百岁而向庙里求来的护身符，解放以前很常见，我小的时候也曾有一个，和这个差不多，后来上学后被我姑妈怕我弄丢收了起来。
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在一面上刻着“贤己”二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凯歌拿着一张支票从里面出来，我匆忙把那个东西放回原处。
“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只能填支票了。”他好象还有些不好意思。他把那张纸塞到我手里，歉意地笑着。我刚想说些肉麻的话，可是他一摆手，疲倦地说：“你不是要在这里过夜吧？”
我当时很迷惑，我也很激动。我发现原来在我身边真的有无私的情义存在。我能活在这样的人身边，我是多么的荣幸！“凯歌…”
我的眼泪分明地浸在眼眶里，咕囔了半天就说出这一个词。他站在门口，眼神里有一种瞬间即逝的，苍凉而又热切的感觉掠过。他坦然自若地点点头，微笑。我跑了出去，二十万人民币就这么到手了。
简单到不废吹灰之力，易如反掌。我没有考虑太多心头的沉重，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叫了车，可是司机嫌西郊造纸场太远不肯去。
我咬咬牙掏出我身上所有的钱一共一百八十三块零八毛，都交给他。声音发飘地说：“大哥，不够我回来再给你，好吗？”他才勉勉强强地发动了马达。天越来越冷了，月亮凝固在黑透了的天空上，路上连车都很少。
从市区开到西郊造纸场足足用了四十多分钟。在这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时间里，我几乎连呼吸都没有了，我知道骆海庭很怕冷，也很怕黑，这种天气他连门都不敢出的，万一他表叔一发狠把他赛进货车拉到黑龙江，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还有，他表叔会不会打他呢？西郊造纸场一看就知道是个亏损企业，破旧的围墙和在寒风里显得摇摇欲坠的厂房玻璃把这里搞得象香港鬼片里的场景，我关照了司机等我，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向唯一亮着灯的一间仓库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