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我和你说，这个案子看起来不复杂，但牵涉的人物背景很深，亿万富翁的死亡媒体肯定非常关注，而且给我们的时间和调查的空间非常小，我们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上司也很紧张，要求我们必须精益求精，每一步都要有确凿的证据，而且还给了时间表，你是干刑警的，应该理解在这种条件下办案的难处。
下午咱们也交流过了，我可以拍胸脯说所有给你看的资料都是过硬的，拿到法庭上没问题，但结论我可不敢说，至少我不完全认可，我不是否定这个结论，而是觉得还要坐实才行。但恐怕我是无能为力，他们法务处已经要我们移交此案了，我老婆在那边负责审查重案组移交的文件。
尽管也提出了异议，但上司的压力很大，我们也没办法，关键是我们找不出其他可以推翻或怀疑这个结论的有力证据，所以也没办法。现在你们要独立调查，想来不会像我们这样受各种因素约束和媒体的监视，恐怕会好一些。这也是我今天肯来见你们的原因，通常我不会接受这种场合的，我内心里希望你们继续调查。我也想彻底搞清楚这件事”。
听到王组长这么坦率的开场白，马东赶紧再敬一杯酒表示感谢，接着他也说了自己的看法，“非常感谢老哥您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受人之托，平人之事，这是工作，另一方面，死者是我们这里平先生的好朋友，我们有义务查清楚，这是朋友的义。有您的支持我们就更有信心了。下午咱们交流的时候，我感觉在那个场合下，您似乎有些话没说出来，不知道您现在在这里指点一下如何”？
“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下午给你们看的，和我所说的话我都可以负责，但我没说不等于我没想法，咱们今天晚上在这可以聊一聊，但这都是个人感觉，没法作为证据拿到法庭上，可以给你们做参考”。
“您这老干探的看法肯定有料，您就多赐教吧”，李博也学着广东人的叫法恭维着。
“好，那我就说一下了，首先啊，我个人对现场Mary的口供还是有一些看法的，，尽管有各种客观原因，例如喝了酒，不舒服，还是女性受了很大的惊吓让她的口供容易被质疑，但我很认可她的口供，特别是有几点细节有待澄清，她的供述中说到当对面的人过来的时候，她只看到了一团黑影，甚至没意识到遇到了危险，至于刀子是后来才看到的，那时候杨朝阳已经被枪击倒地了，刀子掉在了地上。
杨朝阳冲过来的时候朝着他们喊着什么，而当李文瑞掏出枪来之后，杨朝阳似乎停了一下，接着又大声喊了一句什么，之后李文瑞就开枪了，她说李文瑞没有发出警告，可在李文瑞的供述中说自己喊了让对方停下不要动之类的话。这是矛盾的一点。
另外就是她在现场看到在杨朝阳冲过来的方向后方大约二十米左右有一条走廊，她似乎看到那里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但枪响之后瞬间就不见了，她开始时一再肯定，可后来被追问细节实在说不清，我们出于责任问题，把当天在附近可能出现的执勤警察都查了一遍，绝对没人在那个时间出现，所以她的这个表述是不能放到桌面上作为证据的。
警方绝对不想惹麻烦，但我个人觉得这条线索也许值得追查。说到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对李文瑞口供的看法，就只有四个字，无懈可击，而且他的认罪态度非常好，非常配合，让人没什么漏洞可抓，即使是和Mary的口供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差别很细微，完全可以推到Mary的记忆错觉上。
但越是这样，我反倒越是怀疑，他太冷静了，似乎什么都做好了准备。这不正常，任何人发生了这种事都会惊慌失措的，口供出现前后不一很正常，但这个李文瑞从始至终表现都那么稳定，反倒让我不敢相信他了。””。
王组长的说法，马东非常能够理解，这种一线办案人员的直觉通常是非常准的，但运用这种直觉继续追查的时机则不好掌握，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来这种感觉会减弱，另外离开了现场的有效性，这种感觉就往往变成事后诸葛亮了，现在王组长的感觉也只能作为调查方向的一个路标而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