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山被古人称为“吴中第一名胜”，它气势雄奇，景色幽绝，而且还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
虎丘山最出名的为“剑池”。“虎丘剑池”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题刻于“别有洞天”的圆洞旁边。进入洞门，顿觉“池寒生寒气，空山剑气深”，气象为之一变。两壁陡峭的石崖，拔地而起，锁住一池绿水。右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相传乃东晋。池形狭长，南稍宽而北微窄，颇似一把平放着的宝剑。有人认为这就是“剑池”得名的原因,但更多人认为其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说，阖闾生前爱剑，下葬时以“扁褚”、“鱼肠”等三把宝剑陪葬，故称“剑池”。这与《艺文类聚》中“阖闾葬于国之西北，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王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十里。使象摙土凿池，四周水深丈余。桐椁三重，澒为池。池广六十步，黄金珠玉为凫雁，扁褚之剑，鱼肠三千在焉，葬三日，金精上扬，化为白虎踞坟”的记载是相符的。
有学者认为，剑池是为了掩护吴王墓而设计开凿的。墓的后门很可能存在某种秘密。
还有人认为，吴王夫差建墓时，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浸渍渗透，与岩石融合，年久不褪。这就是今日名为“千人石”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
传说还不止这些。有人曾云，当年秦始皇东巡，及三国时的吴主孙权，都曾派人到此，凿石求剑；明代苏州县令吾翕和唐寅、王鏊曾刻石题记两方，说的是1512年剑池水干，发现了吴王墓门，未敢深探之语。
以上均系传说，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而且“机关算尽”，但仍曾被盗掘。据汉朝刘向《论起昌陵疏》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因无记载，不得而知。
此外，战国时期被盗的名墓还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
魏襄王冢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疾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献，叫做《竹书纪年》。这部重要文献的另外两个名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表明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苟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準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不準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準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开始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勗、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準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公元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準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献中的《竹书纪年》引文摘录，其间没有掺杂自己的观点或塞进其他内容，所以学术界对这部古本《竹书纪年》相当看重，并用它来校订《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错误，并为此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并在今本可信性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至少有一段40字的文字与出土竹简是一样的，其余可推知。另有学者认为，清代学者否定今本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成立。这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为进一步研究这部被学术界打入另册的古文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当今天的学者为这部史书的重要价值所惊异感叹之时，不知能否将其重现人间之功归于盗墓者的头上?
魏襄王墓被盗一事，若安在广川王刘去疾头上，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尚可讨论，但刘氏盗掘魏哀王墓，则没有人怀疑。而这次，刘去疾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盗掘成功的。
据说刘去疾盗发此墓时，挖了三天三夜方才挖开。只见墓中有一股像雾一样的黄色气体扑面而来，气味辛辣刺鼻，令人无法进入穴内。后来，广川王派兵驻守于墓口，一直等了七天七夜，气味才逐渐消退。对于进入墓中后的情景，《西京杂记》这样写道：“初至一户，天扃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坠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础础，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从以上记载可知，刘去疾此次掘墓，所得甚少。无非是些石人、石床、石枕、铜钩、铁镜及腐烂的衣服而已。这可能会令这个贪婪成性的家伙大失所望吧!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墓葬，虽处于中国墓葬制度的初始阶段，但有些墓室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令盗墓者束手无策。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邯郸城西石子岗上有座赵简子墓。后赵皇帝石虎继位后，曾命令下属盗发此墓。但开掘的结果，“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的行规，合伙者多有血缘亲戚关系，或是要好的铁哥们儿，但父子关系者较少。这是因为盗墓毕竟是地下工作者干的事，不能轻易示人，一来官府不允许，二来也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在儿子面前维持做父亲的一点形象和尊严，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当然会慢慢知道其中的奥秘，心知肚明，但也只好充聋作哑，故做糊涂。因而有两人合伙者，一般为舅甥关系，即由舅舅与外甥合作，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后，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他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或十几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或找一块大石板封住洞口，下面的人必死无疑。此情形仅是指两人以上、五人以下的小范围。倘若人数过多，如达到五人以上，除了容易暴露目标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多嘴杂，各有见解和私心杂念，掘墓打洞时的分工极其困难。就一般人的心理，谁都想让别人进洞中挖土，自己做个传递者。若洞口深入墓穴，谁都想自己蹲在外面做指挥官，别人进入漆黑的墓坑内做“摸金校尉”，一旦事发，自己拔腿而逃，溜之乎也，而墓中的“摸金校尉”是死是活，是被官家捉去蹲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汤，是抽筋还剥皮，那就只好听天由命，顾不得了。若“摸金校尉”把墓坑内的奇珍异宝递上来之后，很可能面临的就是人尚在墓中正做着发财大梦，而一块大石板已封住了洞口，墓坑内的摸金者见状，于惊恐绝望中来一番呼天抢地，以头撞壁，直至伏地泣血，痛悔人心难测等，最后，只能与墓主人的骨骸相依为伴，等待来生再做盗墓贼时加以小心防范了。若墓坑的摸金者侥幸活着出来，则又往往因分赃不均而引起相互之间的仇恨，从而引发向官家告发或火并的恶果。
据旧社会长期盗墓的长沙“土夫子”们说，盗墓这个行当，合伙人最为紧要，也是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头等大事。合伙做这种生意，主要靠的是一个“义”字，一旦合伙人见利忘义，起了邪念，进入墓室中的人就很难活着出来。财宝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不但所谓的铁哥们靠不住，就是舅舅外甥也不见得可靠，甚至有父子也为了争占财宝而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盗墓行业中尤见分明。现代考古发掘证明，这位“土夫子”所说的凶险之事是屡见不鲜的。如著名的天星观一号楚墓中，在盗洞深约14米处，发现人头骨一个和零散肢骨。据推断，这个人骨架当为盗墓者所留。若真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人在取出宝物后被同行所害。至于是未出地宫就封锁了洞口，还是将要爬出洞口时被上面的同伙一脚踹回洞内，或者被一棒子敲昏于地下，那就不得而知了。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陕西乾陵陪葬墓之一永泰公主墓（永泰公主即武则天孙女，唐中宗李显七女儿李仙蕙），考古人员在墓道第七天井（最后一个天井）接近墓室头道门的东边，发现有一个盗洞，盗洞下靠墙立着一个死人骨架，周围地面散落着零碎的金、银和玉石、玛瑙等饰品。经勘查，发现有打破石门，从右上角钻进石墓室，移动棺椁，入墓室行窃的现场遗痕，后部墓室的白墙上还留下了一只很显眼的黑手印。据推断，盗墓者至少在两人以上，很可能是一同进墓室盗取财物后，先出墓道者产生了独吞之念，对未出者下了毒手，致使后者一命呜呼，千余年来立于阴暗的地宫与美丽的公主相偎相伴了。
据曾侯乙墓发掘队员刘柄发掘纪录显示，在5月25日这天，曾侯乙古墓盗洞处清理时发现一个破碎的人头骨，但未见其他骨架和人骨，“有可能盗墓人已死于洞中，何原因死，还不清楚”。由此可见，盗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第3章
恋耽美
正文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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