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抓住了三层楼开着的窗，在窗框上割破了手，晃荡了几下，接着往下跌，落在下面人家的雨蓬上，又弹落到弄堂里吵架的人中间。
弄堂里吵架的人一下子安静下来，瞪着这个不速之客。阿刚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带着满手的血跌跌撞撞往弄堂口跑。警察丢下不能行动的泰安，冲下楼去追。老旧的木制楼梯被那么多奔跑的人踩过，响声如一阵闷雷滚过。
人群爆发出尖叫，纷纷退回自己的房子。有胆大的站在装了防盗窗的窗户后面大喊：“那边！往那边跑了！”更多的人无头苍蝇一般在狭小的弄堂里乱撞，阻住了警察的去路。“站住！不然开枪啦！”
不知哪个心慌意乱的菜鸟警察喊道。“阿刚！”我下意识地跟着大喊“别跑啦！他们要开枪啦！”阿刚摇摇晃晃的身影越来越远。听到“枪”
这个词，人群爆发出骇人的尖叫。仍然没能通过弄堂挤进自己安全的鸽笼的人们更加慌乱，不顾雨水和脚手架上掉落的泥灰争先恐后往前挤。女人们扯着嗓子哭号。
“别跑！”我大声喊着，逆着人流往前挤，仿佛在惊滔骇浪中划水。阿刚已经跑近弄堂口的垃圾箱。腿最快的警察拼命往前冲。
他挤过我身边的时候把我往墙上一推，我的头的侧面正好撞在底楼人家挂在窗台上的铅桶上。我捂着脑袋，耳朵嗡嗡直响。然后是电车刹车尖利的“吱嘎”
声，和闷沉沉的“砰”的一声。“呀！被电车撞了！被电车撞了！脑浆都撞出来了！快！去这边可以看到！”
我听见楼上拆房子的民工叫道。我闭上眼睛，捂着嗡嗡作响的耳朵，脑海中浮现出一堆人――拆房工人、警察、路人、电车乘客――从各个方向围观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的场面。
他死了―――他要死了―――他死了―――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弄堂突然地、完整地空了出来，就象梦境中一般安静而空无一人。只有单调的雨声。一个身影踉跄地走出16号楼，扶着墙壁站定喘息片刻，跌向弄堂对面17号的脚手架。
我张口呼喊，声音却凝结在舌尖。季泰安扶着脚手架的钢制骨架，一步一步沿着竹篾铺的斜坡往上爬。我快步上前，扶住他说：“小心呀！泰安！”
我感觉到自己的嘴唇和舌头在移动。但是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耳朵好象浸没在梦境般的深海中，除了嗡嗡声，就只有意义不清的嘶哑的叫喊。
他双眼直望前方，脸色苍白，唇色如灰，手臂死死攀着钢架，梦游一般一点一点爬到拆了一半的房子面前。往房间里看去，我心里一阵发紧。那就是我家，我出生的、住过10多年的地方。
现在屋顶的瓦片和油毡已经全部掀掉，只剩下骨架般的椽木。敲掉一半的阳台边缘碎砖凸起，如骷髅脸上垂死挣扎牙齿暴露的嘴巴，能把人的冷静和理智全部吞下。平时被理智封藏的无知、恐惧和无助在胸腔里蠢蠢欲动，呼之欲出。
＊＊＊泰安颤抖的手指用力扒着曾经是我家阳台的碎砖。我从背后扑向他，想把他拖开。我在对他怒吼。我在恐惧。我也在发抖。我徒然地阻止他去揭开，但是我不知道他要揭开什么。他甩开我，专注地扒。他的指甲断裂出血，丝毫不影响他的动作。此刻他已经疯魔入骨。
砖墙的缝隙里露出了深褐色皱缩的碎块。一个碎块一点点暴露，然后是另一个。小小的，扭曲的，破碎的，刻录着死亡的痛苦和绝望。
在那一瞬间，所有真切的东西似乎一下子从尘封多年的封印下跳了出来，带着新鲜的血腥味和刺骨的寒意袭来，把我拉回多年前的同一地点，把那一切的一切全部堆积到我眼前。
1980年春节前夕，这个南方的超级大都市正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瑞雪把崇德里的屋顶装扮得银妆素裹，掩盖了老旧失修和参差不齐的丑态。
公用水斗旁，主妇们洗着平时属于稀罕东西的鸡鸭。窗台外面吊着刚抹上椒盐的腌肉和咸鱼。狭小的弄堂里，大一点的孩子们开心抓起灰黑的积雪，团起来挤去融化的水分，相互丢着打雪仗。
要不就是放鞭炮，把从一长串鞭炮上拆下来的一个个小炮仗用蚊香头点燃，一手捂着耳朵，尖叫着扔出去。
从弄堂的深处，跑出几个捉迷藏的孩子，最大的女孩不过10来岁，小的才会走，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穿过危险的鞭炮区，跑上16号幽深狭小的楼梯，尖利地笑着，肆无忌惮地疯闹着，寻找可以躲藏的角落。
弄堂底里的墙角边，一个今年秋天才到上学年纪的男孩很有责任心地面对墙壁站着，捂着双眼大声数着数字。雪花还在断断续续地飘着，落到他穿的家制蓝色棉布罩衫和浅咖啡色毛线围巾上，很快化为颜色稍深的水渍。
当他数到50的时候，甩下捂着眼睛的双手，端起用一截麻线挂在脖子上的硬纸板做的冲锋枪，高叫着“报告排长，敌人就在前面！同志们！冲啊！”沿着刚才笑声消失的方向追去。他在忙碌的妈妈阿姨们身边跑过，撞上了几个大人的腿，不免招来几声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