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font-size:16px">又过了不知多少天，看守们前来通知，滕骥又要来找她问话。
这次问话的地点不再是四面墙光秃秃只有一张桌的问讯室，而是他们正在折磨其他囚犯的刑场。那位邻居狱友此刻就被捆在几步远的刑架上，身上满是被鞭子抽打得鲜血淋漓的伤口。她垂着头，像是昏死过去了，一个特务又用冷水把她泼醒，接着拷问她。阮静秋被两名特务按在滕骥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她盯着那张面孔上貌似和蔼可亲的笑容，感觉对方与恶魔无异。
滕骥问道：“看样子阮医生这些天休息得并不怎么好。那么，你应当是想起来一些问题了？”
阮静秋说：“真遗憾，我把脑袋里的事情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你们要的答案。你们尽可以跟我耗下去，不过只能是白费工夫了。”
滕骥点头道：“我相信你确实很有耐心。”而后伸手指向一旁的那位学生，说道：“我们就不像阮医生那样有耐心了。这么久你都不能想起来的话，看来借助一些外力也是很必要的。正好，你也可以看一看，你想先尝试哪一种？”
他们像是预料到目睹这种折磨会成为一种有力的威胁，从墙上摘下几样刑具之后，狞笑着在那个学生身上来回比划。她披头散发、满面是血，浑身瑟瑟地打着抖，却没有发出一点求饶的声音。滕骥又挥一挥手，选中其中一套满是尖刺的器具，示意几名手下将一侧扣绊绕过女学生的双腿。即便素不相识，可没有一个正常的有良知的人会眼看着同胞受此折磨而无动于衷，更不要说，阮静秋此时还记得自己是名军人，有责任对这样年轻的学生伸出援手。在那些尖刺即将穿透她的双腿之前，冲天的怒火让她拍案而起，高声斥责道：“你们是人吗？你们有妻子、有女儿、有姐妹吗？你们个个是男子汉大丈夫，却在这里折磨一个弱女子，你们不会感到痛心、感到羞愧吗？你们逞不了多久威风了，你们早晚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遭报应！”
滕骥缓缓站起身。阮静秋愤怒地注视着他，还未及再说什么，她忽觉有阵风扫了过来——对方的动作快得只有影子，一只沉重巨大的手掌用力地打在了她的半张脸上，瞬间把她掀翻在地。她一点防备也没有，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瞬间眼冒金星，耳朵蜂鸣，脑袋像是裂开了一样剧痛。滕骥抓住她的头发，生生把她从地上拖了起来，迫使她抬起头看着他。
“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厉声喝道，“我看你和她是一伙的！”
他们似乎不希望留下引人注目的伤痕，因此那些刑具并没有立刻光顾在她身上。她被拖回囚室，捆绑着双手吊了起来，绳子另一头挂上秤砣，固定在她既不能弯腰屈膝，也无法双脚离地，只得略微踮起脚尖才能恰好站直的长度上。除此之外，看守们还打开了囚室门，在室内点起了三盏亮得让人发昏的灯泡，迫使她在灯光下始终保持清醒。
对于特务们来讲，这所谓“熬鹰”的方法和酷刑同样是他们审讯犯人常用的手段之一，在不伤及皮肉的情况下，这法子能达到和那些刑罚一样的效果，即快速地摧毁人的精神和意志，变成一具听凭摆布的提线木偶。阮静秋被掌掴的那半边脸肿了起来，耳朵始终嗡嗡地叫着，感觉脑袋里有东西不停地突突跳动，简直像是里面装了什么燃着引信的东西，随时都要把她炸个粉身碎骨一样。她晕晕沉沉，几次要昏过去的时候，看守们就把一盆混着冰碴的雪水兜头泼下来，而后一次又一次地问她是否参加了贪腐行为，是否获知杜聿明有独占山头的野心，是否与那个“赤色分子”串通一气。她几乎听不清他们的问话，也越来越没有力气发出声音，只是条件反射一般，不论他们说什么，都回答“我不知道”。
傍晚时分，位于北宁路沿线的第四兵团注1指挥部内，廖耀湘正背着双手，仔细观察着地图上的敌我态势。时隔一年多，他已明显感觉到对手的战斗力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变化，且这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参谋们几乎每隔一两个钟头就要根据前线部队的汇报调整地图和沙盘。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个既无能又贪功、不懂打仗又偏要指挥的陈诚——打从他来了东北，战局就没再好起来过，一论起承担责任，他就借口自己一身是病，心安理得地躲起来不见影踪。廖耀湘平素不是能言善辩的人，但他半点也不怕跟陈诚吵架，他想，就算蒋总裁亲来视察，他也非要就东北战局的责任和他争个明白不可。
在他思考的时候，指挥部的副官、参谋及通信兵等通常会默契地保持安静以免打扰。但这日，他始终被某种莫名的焦躁所困扰着，即使整间屋子已经安静得连根针掉落在地也能清晰听见，他还是感到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要发生。他在屋内来回踱了踱，忽然像预料到什么一样，回身盯着办公桌上的电话。他的亲信敬副官在一旁不解地注视着他的动向，正在这时，电话机竟然真的响了起来。
难道司令官真能未卜先知？他惊讶之余，连忙上前拾起听筒，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声音让他更加震惊，愣了片刻，才想起把听筒向廖耀湘递过去，同时低声说：“是杜先生。”
廖耀湘不由得也挑了挑眉——这还是杜聿明离开东北以后第一次主动联络他。他想不到对方会为什么事情在北宁路一线战事正紧的时候找上自己，疑惑之下，主动开口问候道：“杜先生，我是耀湘。您的身体最近好些了吗？”